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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頌文:我只演出了守常先生的冰山一角

      張頌文:我只演出了守常先生的冰山一角

      2021年06月29日 01:10 來源:北京青年報參與互動參與互動

        電影《革命者》7月1日上映 扮演李大釗是從業以來最不自信的一次

        張頌文:我只演出了守常先生的冰山一角

        表演是個感性的活兒,但張頌文卻像個科研工作者一樣“較真兒”,凡事都愛問個動機,問個為什么,以至于經常把導演、編劇“逼瘋”,求饒道:“你隨便吧,按照你自己想的演就可以。”

        在電影《革命者》中扮演李大釗先生也是如此,張頌文想弄明白李大釗何以從一個樂亭縣大黑坨村的農民,成長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李大釗何以有如此堅定的信念,讓他在犧牲面前那么坦然?張頌文說:“李大釗先生的那種大無畏精神,不是我張頌文的思想格局能夠得著的,我生怕我因為不解而產生不敬,因為我不解就會演出迷茫,演出迷茫,觀眾就不會接受。”

        如今,《革命者》將于7月1日上映,張頌文對記者說他的內心很忐忑,拍攝時他擔心自己演不好守常先生,現在,他又擔心觀眾能否接受,“這是我從業以來最不自信的一次,我覺得我不可以用表演技術來完成這次塑造,如果我使用演技去塑造李大釗這個角色,我是對不起他的。所以這次,我更多的是希望試圖能理解他、走近他。”

        絕不能演砸李大釗

        從李大釗的幼年開始研究

        《革命者》由管虎監制,徐展雄執導,梁靜任總制片人,以李大釗上絞刑架前的38小時為倒計時,用多視角的敘事結構,從出身不同階層、持有不同理念、身處各類群體的多組角色入手,從父親、丈夫、師友、對手等多重身份,對李大釗這位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進行全面解讀。影片還原了一個更有血有肉的革命人物形象,更具煙火氣,更有人情味,李大釗不只活在文獻史料里,更活在一粒一粟、一血一淚當中。

        接到邀約出演李大釗,張頌文腦海中蹦出的四個字就是“無上光榮”:“我何德何能能演李大釗,太榮幸了,接下來想到的就是‘麻煩了’,擔心這個角色我能不能演得了。”

        張頌文回憶說,那時離電影開拍還有一個半月,還沒給劇本。張頌文的回復是試試,“我跟他們說最好找備份演員,‘萬一我準備中覺得自己不能勝任,我馬上告訴你們’。我不想打沒有把握的仗,李大釗這個人物是不能承載失敗的,雖然作為演員,你一生中有很多角色可以演,演砸了也行,但是我絕不可以演砸李大釗。”

        答應試試之后,張頌文埋頭15天看了大量資料,李大釗在張頌文心中的形象日益豐滿,在這些資料中,張頌文說李大釗的幼年成長經歷對他觸動很大:“李大釗父母早亡,他是被爺爺帶大,小時候也遭遇過很多白眼,被罵沒爹沒媽,這樣的孩子往往會發展為兩個極端的人格,要么極度自卑人格分裂,要么自強不息。李大釗是后者,他接受的教育和他強大的自律能力,讓他慢慢成長為一個偉大的人。”

        講起李大釗的故事,張頌文滔滔不絕,他說守常先生的爺爺曾經為他請了三位私塾先生,一位比一位厲害,第三位先生甚至曾經到國子監參加過殿試,“就是說這位私塾先生不但有真才實學,而且是見過場面的,李大釗雖然生于農村,但他接受了非常好的教育,之后又接觸到西方科學,又去了日本,他的自強不息,強大的自律能力,他的學識、眼界,讓他能夠在中國最為至暗的時刻,看到馬克思主義才能救中國,進前而勿顧后,背黑暗而向光明。與其抱怨黑暗,不如提燈前行。”

        出演之前,張頌文對扮演李大釗充滿敬畏感,“我每天出發去片場時更多是忐忑,我對自己演的每個角色都充滿敬畏,但是這次是‘敬畏之最’,而且演完之后更敬畏了。”

        不能接受只被認可外形像

        喜歡即興加詞加戲

        對于李大釗這個偉人,史料多是闡述事件而極少闡釋性格,張頌文認為這是表演的難點,“我怕自己無法表達出一個真實的李大釗,很怕這是張頌文的理解,不是李大釗的真心。審片時,中國李大釗研究會和李大釗之孫李建生寫了一個公函,里面寫了很長一段關于我的表演,我很激動,我覺得能被他們認可比什么都重要。他們覺得我演出了祖輩,演出了一個活生生的人,我就很高興,我怕我演成符號。別人說你樣子很像,那是劇組化妝老師的功勞,不是我演的樣子,作為專業演員,我不能接受人們只說我外形像。”

        李大釗是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如何演出那種堅定的內心讓張頌文也想了很久,“我想要不要演出他的猶豫,堅定是不是就沒有思考?我需要做選擇。反復掂量之后我覺得不對,如果一個人不思考,毫不猶豫地說答案,那其實挺不對勁的,最大的堅定應該是深思熟慮后的堅定,那才是信仰的力量。”

        張頌文喜歡即興發揮,情緒到了靈感來了,他就開始發揮了,有一場戲是拍李大釗和老百姓在農田,導演讓他隨便演,耕田也行,聊天也行,“我就看見旁邊一位老人家在抽煙袋,用麥稈點著,我突然覺得不錯,就跟導演說我要抽煙,導演說拍抽煙未必能播,我說不管,先拍了再說。我就坐地上,剛坐下,一條老黃狗就過來了,坐我旁邊,抽煙袋的老人家和我聊起家常,問我家里種地沒,水稻的水從哪兒引,我就說試試老人家的煙袋,他把焦黃的煙袋遞給我,我說試試剛抽一口,太嗆了,那一刻我覺得自己抓到了李大釗的一個氣質。他這么有名望的人,為什么卻能和百姓打成一片,我覺得自己在那一刻突然就能感受到了。”

        張頌文還會即興加詞,例如片中他問妻子趙紉蘭:“你覺得我做的這個試驗能成功嗎?”這是張頌文自己加的:“因為我要演出李大釗的人性,他除了堅定,也有矛盾、脆弱和猶豫的地方,這些側面會讓這個人物更立體。”

        片中,李大釗倡議上海工商各界聯合起來罷工一小時,威脅俄國使館交出暴徒,最終一番交涉罷工三小時,俄國使館無奈交出暴徒,他們對李大釗心懷恨意,說讓他等著,而李大釗淡定地回以“Welcome to China”:“這是我臨時加的臺詞,中國當自強,不是今天才提的,已經提了幾百年了,每個時期都在提,我輩需崛起,華夏當自強。”

        做“表演指導”過演員的癮

        不要迷信名氣帶來的安全感

        張頌文如今已成為公認的“演技派”,他大器晚成的故事也頗為勵志。24歲才考進北京電影學院的他,當時是全校年齡最大的學生,因為是廣東人,學習普通話時間晚,到了電影學院后,人家學表演,張頌文要先練習普通話,每天在校園一角從“四是四,十是十”開始,他在《時間的力量》里曾講述自己每天嘴里含著石頭練習,曾經因為叫“導演兒”鬧過笑話。

        畢業時,張頌文以專業第一的成績畢業,備受老師期待,沒想到畢業后三年沒戲演,畢業后第一年他見了300多個劇組,全被否決,第二年200多個,第三年200個左右,三年被七八百個劇組拒絕。

        三年之后,張頌文開始接了很多小角色,慢慢以婁燁的《風中有朵雨做的云》被不少人發現,更以《隱秘的角落》而大火,被發現是個“寶藏演員”。

        做演員默默無聞的那些年,張頌文在演員圈內卻是個“神人”,他以“表演指導”著稱,很多人不會演戲,別人就會推薦去找張頌文。

        提及何以會做表演指導,張頌文講述說,2002年他留在北京電影學院擔任表演助教,那時有很多港臺演員來內地拍戲想學習,但是,他們也不可能再花費幾年的時間上電影學院,就說香港TVB有藝員培訓班,希望劇組也能為他們找老師來短期培訓一下,于是劇組就找到電影學院,希望派老師去劇組與演員一對一交流。“我最年輕,于是我就去了,教了幾次就傳出去了,說可以找張頌文,越來越多人介紹。有幾年我拍戲機會少,教表演就成了收入之一,演員覺得我挺神的。我那時太想演戲卻沒有機會,我教他們比他們自己演時還投入。有時演完以后,導演來看我們上課,我跟導演說我再給你演一遍,他們看了后說,哇,你演的太好了。”

        張頌文說自己沒有演戲的機會,所以只能在當表演指導時過演員癮,讓他想不通的是,大家認可他的指導,可是為什么還是不讓他去表演呢?“這個行業特別相信安全兩個字,我現在稍微好點了,大家說‘找到他,戲就有保障了’,還是當年對我那套,在他們看來,當年的我沒有名氣,戲就沒有保障。我現在有時會說,這個角色可以找誰誰誰,他們說沒聽說過,為什么聽說過才相信呢,適不適合試戲不就知道了,沒有名氣連試戲機會都難有。”

        張頌文對此有些無奈,市場給予新人演員的機會,目前也并未有太大改善,“我希望這個行業不要迷信所謂名氣帶來的安全感,我從來不相信,明星能帶來票房保證。”

        愛問動機 為此還上了心理培訓班

        在熬了三年沒戲拍后,張頌文接到了一個小角色,副導演和他說是和男女主演一起拍戲,到片場他才知道,原來是男女主演在一起吃飯,他和六七個人在后面吃飯,“30元一天的群眾演員,我不能說不演,因為如果不演,別的表演機會也不會有。”

        但這次表演并不愉快,因為張頌文不停在提問,這角色叫什么名字?做什么工作?多大年紀?人家說不用管叫什么做什么工作,就你這個年紀,他又問人物是什么性格,人家說你就坐那兒吃飯就行了,他又問這個人物的父母是什么教育水準,人家說你不拍就走吧,后來再被追問,就說讓他走吧。

        對于張頌文來說,他扮演角色,不管是在鏡頭外的50米還是100米,他都想知道這個人的來龍去脈,怎么來的,做什么的,最近看了什么書?這種“十萬個為什么”的追問精神讓張頌文將編劇折磨得很苦,也促使他陰錯陽差地上了中科院的一個心理培訓班。

        那是2009年,張頌文講述說他在演戲和教表演過程中,無法和編劇達成一致,他跟編劇說開場和后面不對,從這個人物的性格考慮,他做不出后面的事,是不成立的。編劇說要的是故事好看,“‘你說性格不成立,那你說說他性格是什么’,我說不出來了,我只能說個皮毛無法說服他,所以,我得去了解性格。有人給我介紹巴甫洛夫的心理學,我還特別喜歡世界第一催眠大師艾瑞克森的故事,研究他,但研究得痛苦。朋友就幫我報了個心理培訓班,說我被錄取了,我背著書包就去了。”

        去了以后張頌文蒙了,因為一進去人家都穿著白大褂,遞名片都是這個醫院,那個科室,“人家問我您是哪個醫院,我說廣東的,我都不敢說自己是演員。”

        上課第一個星期,張頌文說自己仿佛在看天書,老師問他治療自閉患者要用什么波段治療,張頌文只好跟老師坦白自己是演員,完全不懂,“那個班很貴,我那時候又窮,既然已經交學費了,我也舍不得走,我天天熬著,熬了一個月,這些醫生們教我基礎理論,幫我追上了進度,現在很多醫生還是我的好朋友,有人前幾天還和我說‘文仔,我剛看了你的《掃黑·決戰》,你這個人物是服務型人格’。”

        張頌文的記憶力總被人稱贊,因為他在回憶往事時會清楚地記得時間和其他細節,但張頌文說他的記憶力在這個培訓班上一點也不出眾,“一次有個90多歲老太太來給我們上課,她是被扶著進來的,她在黑板上寫了幾百個數字,讓我們看,然后讓我們轉過身去按順序寫黑板上的數,我寫了11個就實在寫不出來了,對答案時發現我第六個開始錯,班里有人第一個就錯了,有三十多個才錯的,這個數字沒有規律,就是隨機寫的。老太太讓人在黑板上又隨機寫了100多個數,她和我們聊天,聊完之后,她一個不差把這100多個數字按照順序全寫對了,她已經90多歲了啊。這節課讓我知道了人的記憶力的秘密。據說全世界記憶能力最強的人,死亡時他的腦容量用了不到千分之一,所以不要擔心自己會記無用的信息占用大腦空間,你大膽地記吧,你就是把圖書館搬進腦子里,也不會占用太大空間。”

        雖然上錯了心理培訓班,但張頌文卻依然有所收獲,他說犯罪心理學對他的表演非常有用,“犯罪心理學就講動機,有一次我拍一段戲是講一個人吃完早餐要把盤子扔到一邊去,我問導演理由,因為我覺得角色的性格不會把盤子拿過去,導演受不了我,就說‘你舒服就好,按照自己的來吧’。”

        有因才有果,張頌文無比重視動機,他說自己喜歡用科學的手段表演,“所以我喜歡演生理反應,被水燙自然會把手縮回去,不縮那就不是正常反應,在《革命者》里,我一定要搞明白李大釗言行的動機,動機不成立,我過不了自己心里的坎。”

        不怕被比較 感恩有好作品出現

        張頌文演繹的李大釗上絞刑架時的情景把《革命者》推向了悲壯的高潮,守常先生在牢房中背著光、側身而坐,聽著自己行刑告知書時的那份優雅鎮定;在剃頭前與戰友們的談笑自如和對于人間的一點點留戀;脖子套上繩索時說出的那段“你們一定要相信……”的肺腑之言,都是極其震撼的畫面,顯示了張頌文的表演功力,可以看出,張頌文調動了全部的身心力量,去貼近守常的心靈世界,展示了生命應有的體面與尊嚴。

        6月26日的《革命者》首映式上,《覺醒年代》導演張永新,主演張晚意、查文浩也來到現場,張永新說:“看到李大釗站在絞刑架前的時候,我的心跟著痛,好像看到了1927年那個不堪回首的時刻。”

        《覺醒年代》珠玉在前,問張頌文是否擔心他扮演的李大釗會被比較,張頌文很自信地回答“不怕”。他說《革命者》快殺青時,《覺醒年代》開始播放,他看了第一集開場,說“這電影真好”,別人告訴他這是電視劇,“我沒再看,因為我拍戲時不能看別的作品分心。拍完《革命者》之后,我看了這個劇,拍得真好,同行之間有演的好的,我很開心。”

        張頌文說他感謝《革命者》在《覺醒年代》之后上映,因為觀眾會有個參考,“有好作品出現,我很感恩,因為可以讓大家在娛樂之中學習歷史。”在張頌文看來,學習歷史、了解歷史顯然是必要的,“我認為了解歷史有三個好處,一是懂得珍惜當下,二是懂得開創未來,三是可以擁有智慧。”

        如今的張頌文已經投入到了新劇的拍攝之中,但是《革命者》的拍攝場景甚至機位、影片的臺詞,張頌文仍能清晰地向記者回憶出來,可見投入之深。張頌文也非常渴望聽到觀眾的真實反饋,“說我演的好也罷,演的不好也罷,我只是演出了守常的冰山一角,無法完全還原他本人,但是守常的精神在我未來很長道路,會伴隨我很久,甚至終生。”

        文/本報記者 張嘉 供圖/蔡蔡

      【編輯:朱延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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