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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家 | 王元崇:中美重新進入歷史相遇期?

      獨家 | 王元崇:中美重新進入歷史相遇期?

      2021年06月26日 13:04 來源:中國新聞網參與互動參與互動

        (東西問)獨家 | 王元崇:中美重新進入歷史相遇期?

        中新社北京6月26日電 題:中美重新進入歷史相遇期?

        ——專訪旅美歷史學家王元崇

        中新社記者 安英昭

      王元崇。本人供圖
      王元崇。本人供圖

        “中美兩國遠隔重洋,但在國際政治空間中,兩國已經做了二百多年的鄰居。”旅美歷史學家、美國特拉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王元崇日前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時指出,1784年美國“中國皇后”號商船來華貿易標志著中美首次相遇。如今,兩國重新進入歷史的相遇期。若從“倒敘”的歷史視角看今日之中美關系,這一次“重新相遇”甚至可能比兩百多年前的那一次更重要。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1793年馬戛爾尼訪華常被視為中西大秩序相遇的節點性事件,不少人認為當時乾隆皇帝和清廷的傲慢導致中國錯失了一次走入近代文明的機會。但近年來有觀點認為,馬戛爾尼“叩頭事件”的重要性是被歷史學家用“倒敘”的歷史敘述方式人為放大的。您怎么看?

        王元崇:我們在所有的歷史敘述中都不可避免有這樣一種倒敘傾向,這樣做的好處在于可以通過“倒放電影”的方式,凸顯具有重要意義的歷史事件。

        從倒敘的視角來看,經歷了漫長的19世紀及1840年以來的百年屈辱史,我們習慣于把馬戛爾尼來華看作中西秩序劇烈碰撞的開端和代表性事件。但在當時1790年代的大圖景中,中英這次交流是波瀾不驚的。在清廷看來,馬戛爾尼同朝鮮、越南、暹羅等國的代表沒有根本區別。

        從民國時期開始,已經有學者注意到馬戛爾尼事件,并認為那是中國錯過了一次邁向近代文明的機會。直至1980年代末,法國政治家、學者阿蘭·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出版《停滯的帝國》一書,國際學界對馬戛爾尼訪華的重視程度達到了高峰,普遍將其視為當時世界最強大國家和天下唯一文明國家的相遇,甚至是“東方與西方的首次撞擊”“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的全面遭遇”。

        直到今天,我們仍常常批評乾隆對馬戛爾尼使團的態度,天然地認為這是清朝錯失了一次走入近代文明社會的機會。這是因為我們通過了解后世的歷史,接受了馬戛爾尼所代表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話語和文明標尺,卻忽視了“叩頭事件”背后清代中國的世界秩序。

        中美國旗。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中美國旗。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拿破侖在兵敗后被流放關押于圣赫勒拿島時曾說,只有尊重一國之風俗,你方可讓自己的風俗更得尊重;而在一國之內對其國君恭行儀節,也是非常合適和受人尊敬之事。

        再如1784年美國“中國皇后號”到中國廣州開展貿易,我們將之視為中美相遇的標志,但事實上這一年在廣州沒有什么翻天覆地的大事,十三行的貿易體系運轉得非常完善。人們習慣于批評晚清朝廷總是做著天朝上國的迷夢,認為馬戛爾尼“叩頭事件”是中國的錯,沒有利用好“中國皇后號”來華的歷史機遇也是中國的失誤。實際上,這是倒敘視角看歷史的常見弊端,也是西方中心主義的一種體現。

        同時,人們也容易忽視諸如清廷官派留學生赴美留學,這一歷代封建王朝從未有過的官方行為。我們不應用倒敘的視角把清朝“打扮”成一個想象中的樣子,而是應該回到當時去看清朝整個外交秩序的樣子。

        中新社記者:從1784年“中國皇后號”來華貿易,到1898年八國聯軍侵華之前,美國在列強當中算是對清朝相對溫和的。為何在1898年美國占領菲律賓后,對中國的態度會產生明顯轉變?美國在此后中西方的對話過程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王元崇:1784年的“中國皇后號”是美國獨立后第一艘抵達中國的商船,這并不是美國政府主導的官方行為,而是商人出于對富饒中國的向往。直到1844年中美兩國簽訂第一個正式條約《望廈條約》、建立官方外交關系,此間60年都被學界稱為“舊對華貿易”(Old China Trade)時期。

        在此期間,美國從1823年起采取“門羅主義”,其外交著眼點主要在美洲,將之視為自己的后花園,防止歐洲列強介入美洲事務成為重中之重。整個19世紀的前中期,從1803年從法國手中購買路易斯安那州,到1845年得到得克薩斯州,再到1850年、1859年加利福尼亞州和俄勒岡州先后加入聯邦,美國才進入加速擴張階段。這種擴張的理念牢牢地建立在所謂文明差序的邏輯上,帶有強烈的宗教色彩,而非僅僅是地理上的西進。

        人們通常將這一時期美國的向西擴張稱為“西進運動”(Westward Movement)或“西部擴張”(Westward Expansion),但實際上,美國一般歷史教科書上很少使用這兩個詞,而是將其稱為“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即上帝賦予美國將自身文明和制度推行到其他地方的使命。

        在高歌猛進、風起云涌的西進中,美國自身經歷了波瀾壯闊的重新塑造。但1861年至1865年,美國陷入了南北戰爭,客觀上對于中國、東亞都無暇他顧。在“戰后重建時期”(Reconstruction Era),美國聯邦政府權力獲得空前加強,大量華工的涌入也為美國補充了亟需的勞動力。橫貫美國東西的鐵路網在這一時期建成,促使其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得以建立更緊密的聯系,工業實力迅速提升,財富實現巨大積累,進入了所謂“鍍金時代”(Gilded Age)。

      資料圖:華工在美修鐵路。截圖自央視新聞
      資料圖:華工在美修鐵路。截圖自央視新聞

        1893年,美國歷史學家弗雷德里克·特納(Frederick Turner)發表了著名的“邊疆假說”,在理論層面將美國西進的歷史合理化,從學術層面為美國向西擴展其“文明”模式的“昭昭天命”觀念提供了論據。1898年,美國戰勝西班牙,奪取了菲律賓、波多黎各、關島等地,并開始以此為據點介入亞太地區事務。同年,中國的戊戌變法失敗,義和團運動很快又興起,在列強藉此瓜分中國的狂潮中,美國很快成為八國聯軍的一員入侵了中國。

        從1861年首位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入駐北京到1911年清朝滅亡,這50年間中美兩國的高層交往幾乎為零。從1899年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美國全面退出中國大陸,其直接介入中國內政的50年間,在貿易方面獲取了巨額利益,將西方文明引入中國的努力也產生了巨大效果。至于美國在“昭昭天命”下試圖改變中國發展軌跡的宗教嘗試,則算是徹底失敗了。

        中新社記者:美國歷史上多數時期對華僑華人都能善待,但也有過臭名昭著的《排華法案》。近年來,美國國內的民粹主義、反華情緒有所抬頭,今年以來更是發生了多起歧視亞裔的嚴重犯罪事件。您怎么看美國社會對待華裔群體的態度轉變?

        王元崇:我們常說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實際上這不僅是列強同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擴大貿易范圍之門,也打開了人們容易忽視的一扇對外移民之門。這個大門一經打開,就再也無法關上。

        19世紀后期的排華慘案并非遍布全美。1848年,西海岸的加州發現金礦后,美國全國隨之興起了一股“淘金熱”,其對年輕勞動力的需求激增導致中國華南地區的華人大量涌入這一地區,后來的排華慘案大多發生在那些華人比較聚集的地方。1882年的《排華法案》,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個針對特定種族和民族制定和實施的聯邦反移民法。這一臭名昭著的法案通過后,美國針對華人明目張膽的暴力犯罪直線上升,例如在1885年懷俄明的石泉慘案中,大約有150名白人煤礦工人向華工開槍,并搶掠和焚毀了華工居所,造成28名華人遇害、15人受傷。

        我們在討論這些現象時,應該考慮到其中的復雜性。美國人看中國也因人而異,個體差異很大,很難一概而論。今天的中美兩國其實面臨一個相同的問題,就是我們的集體記憶從哪里來。美國人當代歷史記憶的形成,基本上是在20世紀后半期而非《排華法案》出臺的19世紀后半期,他們中的一些人之所以仇視華人、對中國持負面印象,很大程度上是受20世紀后半期美國在冷戰中的動員宣傳影響,對中國形成了一種社會主義國家妖魔化的印象。這種集體記憶已在一些美國人當中完成了代際轉移,尤其是在所謂新冷戰的意識形態宣傳下。這是需要高度警惕的。

      資料圖:紐約舉行反仇恨亞裔大游行。<a target='_blank' href='http://www.tenphar.com/'>中新社</a>記者 廖攀 攝
      資料圖:紐約舉行反仇恨亞裔大游行。中新社記者 廖攀 攝

        中新社記者:您提到集體記憶的代際轉移問題,如果以今天為起點看未來50年甚至一個世紀,中美兩國民眾是否又將受到美國所謂新冷戰意識形態宣傳的影響?我們應如何防范類似問題?

        王元崇:這種思考本身就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中美兩國“很近”,因為兩國從美國建國初期至今一直有著緊密而復雜的聯系;中美兩國也“很遠”,地理空間上的遙遠導致真正到過對方國家、親眼目睹過對方社會和文化的人在本國龐大人口中始終都是極少數,彼此眼中的對方很大程度上都是各種話語體系構建出的“想象體”。時至今日仍是如此。

        17世紀以來,歐美國家對中國的了解其實很少,即使像伏爾泰、黑格爾這些被認為是“中國通”的西方大哲學家對中國的了解也并不真正深刻,他們像絕大多數歐美人一樣,還是通過二手資料來認識和理解中國。當歐美國家通過堅船利炮打開中國國門后,他們看到的中國已是一個積貧積弱的弱國,這種印象持續了一個多世紀。

        過去一個多世紀,美國始終是同一個國家,度過了欣欣向榮的百年進步史,而中國卻已經歷清朝、民國多個歷史階段,直到新中國成立才逐漸走出多災多難的百年屈辱史。在這樣兩種截然不同的史觀或集體記憶下,美國人難免對今日中國之穩定、繁榮和發展感到不適,但他們眼中這種“非常態”的狀態,恰恰是中國乃至整個世界歷史上的常態。

        美國自建國以來,還從未見過如此繁榮、富強且融入了歐美一手建立起來的國際秩序之內的中國。與此同時,中國延續著自身特色的發展道路,不會變成第二個美國也不會將取代美國作為發展目標,這也讓當代美國陷入彷徨,因為今日中美之間的關系狀態是一種全新的現象,歷史上沒有任何時期可以類比。中美兩國都應該摸索出一種全新的彼此認識。這當然很難,但也要“摸著石頭過河”。

        從1972年以來,又是近50年過去了,中美兩國如今重新進入了一個歷史的相遇期。從雙方關系發展的歷史上看,中美的相遇期還會持續一段較長的時間,兩國當前在外交、經貿、科技等領域上的摩擦只是這種相遇期中的波浪,從長遠而言并不能改變兩國關系持續發展的大趨勢。回顧1784年中美首次相遇以來的歷史,或許能夠為今日兩國的“重新相遇”提供歷史的鏡鑒。(完)

        受訪者簡介:王元崇,旅美歷史學家、美國特拉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康奈爾大學博士。專攻近世中國和東亞外交史,著有《中美相遇:大國外交與晚清興衰(1784-1911)》等。

      【編輯:孫靜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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